訪問時間： 85.1.15，2.1，4.22
訪問地點：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485巷
訪 問 者： 潘國正 文字整理： 潘國正
■陳坤火檔案
出 生： 大正十三年（1924）
戶 籍 地： 新竹州新竹市第三堡（埔頂）
教育程度： 新竹第三公學校畢業
職 業： 務農
志願與否： 半強迫半志願
入伍時間： 昭和十七（1942）年
返台時間：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
部隊番號： 佐世保鎮守府第八特別陸戰隊
服役地點： 海南島
主要任務： 支援日軍警察部隊
接收國家： 中國政府
■翻神主牌拜三個姓
大正十三年，我出生於柴梳山堡（今之新莊里）。我聽父親說，從我的曾祖父來台灣算起，我是來台第四代。祖父母同年同月過世，父親頓失雙親後，我的表叔公一手牽六歲的爸爸，一手牽九嵗的姑姑到水源里顏家。
在顏家，父親六嵗養牛到十三歲。我就讀公學校时，戶籍上姓顏。我家中的神主牌位卻拜王、麥、陳三姓。聽說是姓王的沒有兒子，招贅姓麥的。姓麥的沒有生孩子，抱了一個養女，養女再招姓陳的。父親到表叔父家，變成姓顏的，所以小時候我姓顏，直到大東亞戰爭後，我才改回姓陳。
我十歲才進入新竹第三公學校（今之龍山國小）讀書，唸到四年級時，因戰爭爆發，學校老師一個個被徵調上戰場，所以學生根本沒有老師教，只有代課老師和校長村上。
五、六年級的課程，有上和沒上一樣，唸到六年級時，卻和五年級併班。當時學校對學生就學並沒有強制性，愈唸學生愈少，大家都留在家裡幫忙養牛割草和照顧弟妹。在學校只學了日語的讀音，大概只有四年級的程度，也沒有唸過漢文，所以識字不多。十六歲畢業後，經由姐夫介紹到新竹州自治會館當童工，一天的薪水二、三毛錢，每天掃掃地割割草。自治會館附近的草很多，整天都有割不完的草。每天带的便當是糙米地瓜，天氣熱的時候，飯都酸酸的。
出入自治會館的都是大官，記得有日本親王來過二次。我是個鄉下小孩，自治會館的設備真是豪華，讓我開了眼界。大官吃不完的剩菜，日本人把它倒掉，實在很浪費，也不會讓我們吃。
第三公學校校長村上很愛釣魚，有一天下午到我家附近釣魚，問我要不要到學校當工友，白天工作加上晚上值夜，一天有五角薪水。這比自治會館一天三角多了二角，父親就讓我進入公學校，做了一年多。
■駛牛車載磚到新竹機場
我十八歲時，新竹機場正在兴建。用牛車載磚頭到機場，一趟收入六角，一天可以載四趟，有二塊四收入。我家裡種田，有牛車，父親要我辭掉學校工作，趕牛車載磚頭，運送到機場增加收入。回想這段時間的辛苦，眼淚都要掉下來。
當時的新竹煉磚窯廠，在今天的新竹市立體育場旁。每天凌晨二點就要起床，吃完早飯，準備好牛草出發。牛又走的慢，走到磚窯廠要一個小時，搬磚頭上牛車，再走一個小時到新竹機場。
趕牛車的人，不能坐在牛車上，被警察抓到要罰五角，還要被打一頓，每天一個早上載三趟，下午一趟。
路徑是沿著今天光復路經東大陸橋，過鐵路走東大路。由於是淩晨出發，天都暗摸摸，也沒有路燈，火車調度時又是急來急往，沒有警告信號。有好幾次，我都差點被火車撞到（言畢聲音哽咽眼睛紅起來）。
大東亞戰爭爆發時，我擔任埔頂壯丁團，類似今天的義警、民防志願工作人員。平日訓練救火防災，支援警察大人勤務。埔頂派出所的壯丁約有四、五十人，晚上要輪流在海軍設施部（今之光復中學）當番守夜。
■母親看到紅單子眼淚掉下來
有一次新竹警察署行政主任吉田到埔頂巡視。他告訴我們，「戰事已經日益激烈，希望大家都能為天皇效命，以後大家部要去當兵」。
他說，「與其以后被征調，不如现在志願去」，並問大家好不好。
壯丁團的成員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沒有人說好，也沒有說不好，也沒有說不好。一個月後，日本警察就送紅單子到家裡了，我母親看到紅單子就掉下眼淚。
通知單寫著是到海南島當巡查補，類似警察的助手。我心想當巡查補比當兵好，因為台灣的巡查很有地位和權力。
隔了六、七天就去報到了，地點是今天新竹團管區現址，當時是日本保正（警察）訓練所。我們報到後，吃了一頓，隔天一早就被帶到新竹神社參拜，然後從新竹火車站出發到高雄搭船。
當時來自全岛五州三廳的壯丁團共有五百人，新竹州涵蓋今天的桃竹苗四縣市有一百人。當天黄昏就出海，一早醒來發現有二艘軍艦護航，以交叉方式交錯在我們這艘船周圍。有一艘是載護士，另一艘載士兵。他們好像是去菲律賓或是印尼爪哇。
經過三天四夜，第四天早上二艘船不見了，換了二架日本飛機，也是以交叉方式在天上戒護。下午四、五點停靠在海南島的海口市秀英港。後來我才知道以前常聽清官海瑞的故事，他的墳墓就在秀英港附近。當時還用「清廉吃飯泮鹽」，來形容海瑞罷官的故事。
當時也有老兵和新兵的問題，先到的是前輩，後到的是晚輩。同一天到的兵或軍屬也有時間先後的差別。更複雜的是，前往海南島的除了台灣兵中有閩南、客家之分外，還有高砂族（原住民）。韓國兵也有南北韓的派系，日本兵本身也有不同地域的矛盾和衝突。大家都知道來自日本九州島的兵最壞。
■全船只有二個十九歲的軍屬
我只有十九嵗，全船五百人中，只有二個人是十九嵗，當軍屬的人有的年齡都很大。現在的十九歲看起來是個大人，甚至十五、六歲就拿刀殺人。但是日據時代的十九歲，還只是個孩子。所以我幾乎是一路哭到海南。
由於上岸後有前輩晚輩的分別，岸上有一整排的衣褲、毛毯、碗筷等日用，東西有新舊，我也不懂什麼規矩，一上岸就幸運的排名第三，所以看到新東西當然是拿新的。更幸運的是登記前十名者，都分配在司令部所屬的警察隊。
我的部隊是海軍佐世保鎮守府第八特別陸戰隊，簡稱「佐八特」。我分配到陸戰隊本部，地點是海南岛的第二大都市嘉積市，人口約一萬人。當時第一大都市海口，人口數有四萬人。
海南島的日軍有五個部隊，分別是第十五警備隊、第十六警備隊、佐世堡第八特別陸戰隊、舞鶴陸戰隊以及橫須賀第四陸戰隊等五個司令部。上岸的五百人，每個部隊分配一百人，先進行一個月的入伍訓練。
雖然是軍事訓練，我們都是巡查補的名義徵調，因此僅著重在槍枝的用法和基本教練。一個月下來子弹打不超過五发，槍只要打得響就可以了。
受訓和下部隊都吃得很好，以前出家裡只能吃到糙米，沒有魚也沒有肉。在部隊有魚有肉外，米也是正港的蓬萊米，每週還發一次「戰給」（戰地配給），有煙有酒，一個月領八十元薪水。
■日軍、國軍和共軍咬來咬去
受訓完分發，我到司令部所屬的警察隊，其他人也是分發到各分遣隊所屬的警察隊。但部隊進入深山打仗時，我們也必須跟著去打，一年約有一、二次，對像是國軍和共軍。
當時海南島是日軍的佔領區，海南岛政府是由親汪精衛的政權指揮，汪精衛親日，日本政府稱呼海南島的中國政府是「維新政府」，正確的名稱是「廣東省第九區行政督察公署瓊涯」。
有趣的是，海南島上有日軍、國軍、共軍三個軍事團體。國民黨掌握的國軍有守備、保安和遊擊隊。共產黨掌握的共軍有第一到第七聯隊、挺進隊（保安）和自衛隊。日軍則有海軍、警察隊和駐地警衛隊（屬維新政府）。
三個軍事團體的三角敵我關係是，日軍打共軍也打國軍。國軍打共軍也打日軍。共軍則是打日軍也打國軍。三個團體咬來咬去。日本政府是反共産主義，所以和共軍的遭遇比較多。
十九歲的孩子上戰場打仗，聽到槍聲時都會怕。只好求「阿公阿媽，城隍爺、觀音媽和天公庇佑」。日軍打仗是只進不退，受傷的士兵還是要向前沖，其實當時不衝也沒有什麼退路。附屬部隊的警察隊，不打仗的時候，就查戶口，探求民情和掌握經濟狀況。
■自告奮勇當通辯
有一天我們跟著部隊打仗，早上吃完飯，指揮官訓練時間「誰會講海南話？」指揮官的「通辯」（翻譯）戰死，臨時補充代理「通辯」。
隊伍中沒有人回話，我鼓起勇氣說「我會」，指揮官叫我出列，整理行李上車回司令部。
當時我高興得心臟都快跳出來。因為昨日才有二個戰友在內山被打死，我卻有機會離開戰场。
「其實我那懂海南話，日語都不太通，海南話聽都沒聽過」。
「所以一上車就就煩惱起來，怎麼辦，萬一穿梆了，要被砍頭的。」
車子一路行走，我不知所措的連飯都吃不下。同車的日籍士兵問，「為什麼不吃飯？」我說「吃不下」。他說「吃不下讓我吃」，說著說著就拿走便當。他還真敢。
到了司令部，被通知見司令官，他的職位是海軍大佐，相當於上校。進入辦公室，大佐雙腳蹺在相當一般桌子四倍大的桌上，抽著大煙。我緊張得全身都濕透了。
司令官問，「你會講海南話嗎？」，我硬著頭皮說，「會一點點」。他說好，接著就叫來警察隊長招呼我。
我一看，「怎麼是他」。
警察隊長就是新竹警察署行政主任的吉田。當時就是他要我們入伍，還說反正以後也要當兵的那位主任。
吉田在海南島是司令部的警察隊長，肩上有三顆星，算是高級警官。我認識他，他當然不認識我。
■巧遇故鄉人
吉田帶我到他的辦公室，桌子也有一般的二倍大。他問我從那裡來的？我說「新竹州新竹市」，他睜大眼睛用日語說「那裡？」
我說「我是來自新竹市的埔頂壯丁團」。又問我認不認識他，我說「當然認識」。
他找了一位高等刑事鍾阿三招呼我，鍾阿三也是新竹州人，是新埔的望族。鍾阿三又找了巡查部長古星南，相當於班長，也是新竹州人，是竹東二重埔人，原來在新竹當警察，劍道四段高手。他家住在寶山水庫房一帶，也是地方望族之後。他哥哥的名字我都聽過。
古星南帶我到市場學海南話，進入嘉積新落成的市場，這個市場到今天還在，幾年前我去海南島時特別前往參觀。
我跟着带著軍刀的古里南後面走到市場，途中不斷有人放下手邊的工作，立正行禮。當時海南岛的平民，見到日本皇軍都要行禮，皇軍不能進入一般商店。理由有三。
一是不打攪民眾。二是說商店的衛生不好，不能吃。三是保護在當地開店做生意的日本僑民。軍人就算是出差，都必須在手臂上別「公差」的臂章。一般兵隨便出來，被抓到先關一個星期。一般兵就算肚子餓也不能進入商店吃，凡是穿日本軍服就不能進入商店。
這一路見識到日本皇軍受禮遇和尊敬的場面，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當日軍的光榮。
■出任嘉積市市場管理人
聯絡好後，就跟著古星南走，他是大人，我是小孩，跟著他的屁股後面。他問我住那裡，我說住在關東橋。「巴該野鹿，我住在二重埔（今之寶山水庫一帶），不知道你要來，不然可以託家人帶點東西來吃」，他有點遺憾的說。
進入嘉積市场，古星南帶我進入市場辦公室。維新政府的總務課長，兼任市場總務課長。我們一進門，七、八個職員和一分隊的警衛隊員，所有的人立正行禮問好。
古星南很派頭的拉椅子坐下來，把軍刀拄在地上說，「我向大家介紹，以後他就是市場的管理人」。大家聽到就向我行禮，我也回禮。課長立即搬新桌、椅讓我坐。
當時我並不知道管理人的任務是幹什麼的，我覺得自己還是個小孩子，坐這麼大的椅子是很難為情的。
他们拿了一堆茶點和食品招待，古星南招呼我吃，我不敢東。他說，「人在戰地，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，吃！吃！」我才勉強的拿一塊餅乾吃，其他人都不敢動。古星南說，「來！來！大家一起來」他們才敢動。
■枯坐辦公室，大家都不敢走
海南島人一天只吃二餐，上午十到十一點和下午四到五點二頓。都市人中午吃茶點，鄉下則沒有這個習慣。
古星南說他要出去逛逛，留我一人在市場辦公室，我一直坐也不敢動。看著出征前哥哥花十塊錢買給我的錶，奇怪已經十二點，也沒有人叫吃午餐，職員也不休息。我心想再不回去部隊吃，就沒得吃了。
我站起來，他們七、八個人也都全部站起來。
我嚇了一跳，馬上坐下，他們也跟著坐下。
我心理嘀咕著，這是怎麼回事。
我實在忍不住了，站起來趕快跑回部隊吃飯，不管他們的反應，回到部隊，還好留了一點飯菜可充飢。
吃完飯都快一點了，我趕快到市场上班。警衛隊看到我，就來個大敬禮。
「奇怪！都沒有人來」，辦公室沒有半個人，我覺得很奇怪。
突然有一個職員，上氣不接下氣跑進辦公室，頻頻向我行禮。我趕快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聽不懂他說什麼，也不知道怎麼回事。原來他們對管理人那麼早就到，而他們都不在，覺得這是很不禮貌的事。其實當時的上班時間還沒到。
■茶點上都是蒼蠅
他們又去拿茶點來了，早上是古星南說吃吃，大家才動手。
現在沒有人喊，我不敢動手，他們見我沒講，也不敢動手。
結果茶點上都是蒼蠅，大家耗了一個多小時，這時古星南拿著軍刀，搖搖擺擺的進來了。
他看到茶點都是蒼蝇就說，「巴該野鹿，茶都涼了為什麼不吃。」他告訴我說，「你是主人，為什麼不叫大家吃」，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我是主人。
過了兩天，古星南問我在幹什麼？我說，「沒有啊！」
我心裡想說「我是在這邊學坐的」。
因為二天我都坐在辦公室內，也沒有人叫我做什麼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，語言又不通，坐得我的屁股都坐痛了。
我說，「你也不早說，我都不敢動，出去上廁所，也連忙趕回來」。
他說，「這是戰地，你是管理人，要去那裡就去那裡，管別人幹什麼」。他還用閩南語罵我「憨大呆」。他叫了警衛隊員，帶我去市場學海南話。
■到市場学海南島話
到市場學了一些海南話，當我要印證說的對不對時，被問的人都點頭稱是。其實他們都怕日本人，我講錯了，他們也說對，不敢說錯。我講什麼他們聽不懂，他們說什麼我聽不懂，我笑他們也笑，他們笑我跟著笑。反正臉沒有臭臭就好。
在市場巡視時，他們看到我都行禮，我連連揮手說，「不用，不用」。愈說不用他們愈是行禮，有人正在秤東西，看到我去，連忙放下工作，連被秤頭砸到腳都不喊痛，行完禮，才撫摸被砸傷的痛處。
搞不好背後在駡，沒事巡視什麼，害他腳被砸傷。這是當地政府要求民眾尊重皇軍。
在市場當管理人，權力雖然很大，也很受尊重，其實我做得快要哭出來。我不識字，市場來的公文，市場的預算開支、攤位出租我都看不懂。
晚上把公文帶回去，老實告訴古星南說，我沒有唸多少書，公文都看不太懂。他教我批公文，說可以就批「可」就好了。但是也要小心市場職員會包庇和圖利自己親人，遇到這類問題批「研究」，他就不敢再送來。我深深感受到不識字的痛苦。
為了學讀書，我最常去鴉片煙館、娛樂場（賭場），這些地方學語言最快。市場內大家做生意，沒有什麼時間教我講海南話。
■带宣傳隊當「阿哥」
在市場工作了二、三個月，來了一道命令，說正式的「通辯」報到了，我不必去代理「通辯」。上面給我新任務，帶領維新政府的「反共青年團宣傅隊」巡迴表演。這是一個新劇的戲班子，配合海南島上一年一次的「群普祭」慶典，宣傳反共產的劇團，演員、煮飯加司機都是海南島人，有十六、七人。
「群普祭」慶典，市區從農曆七月一日到月底，辦一個月。宣傅隊每天晚上七點演到十一點。當地的劇團，就好像我們的亂彈戲（北管劇團），接著從淩晨演到天亮五、六點，這是當地百姓最大的娛樂，天天都是通宵達旦。
因海南島不是完全平靜的地區，還有共軍和國軍常會滲透到民間。慶典演出前，日軍在各個通道用沙包和鐵絲網圍起來，並設有五噸的戰車，一般俗稱為「豆子戰車」，駐守在各出入要塞，防範外來入侵。民眾也只能出去，不能進來，民眾看戲都看到天亮。
慶典在市區是一個月，郊外的小鄉鎮以寺廟為單位，演出二、三天。在日軍總司令部三亞演五天，我帶著這個宣傳隊全島巡迴表演，警察隊配了一把軍刀，長槍改為短槍，穿軍服，拿軍刀是相當風光的打扮。那個時候我才二十歲。
宣傳隊前後巡迴了六、七個月，帶著劇團等於當「阿哥」，海南話也學得很快，能和和當地居民有說有笑。
回嘉積市時，部隊放我假，我到市場看老同事。海南話通了，回想初見面時，他們說差點被「折磨」死了，如果以後都是這樣，日子就不好過。其實當時我不知道市場管理人權力這麼大，他們都怕我，言語也不通。
■鴉片不要吸上癮
在海南島街逛，鴉片煙館是必到之地。我也吸過鴉片，因為根本不用花錢，當地人都會巴結。市場總務課長曾事先告誡說，「我沒有資格向你講，但是我年紀比你大，鴉片千萬不要吸上癮，對身體非常不好。」
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，雖然我吸過鴉片，很香，味道苦苦的，但醒覺性高，沒有上癮。
宣傳隊工作任務完成後，古星南交給我新任務，說司令官和維新政府，要辦一場嘉積市保長甲長會議，有幾百人參加。保長就是我們的里長，甲長就是鄰長，他們都是海南島上有身份和地位的人。全市有一百保，這次會議約有五、六百人參加，日軍部隊司令官和維新政府首長官員都會到場。
這場在維新政府廣場前舉辦的會議，擴大器裝了四、五個。我負責把司令官的話翻譯給大家聽。當時我雖然學了近一年的海南話，但還不太深入，日語也不是很靈光。古星南說，沒有關係，把司令官的意思翻譯出來，讓大家聽得懂就可以了。這場會議幾乎全市所有重要人物都到場。
警察隊長吉田致詞時，對治安問題呼籲各保甲要相互聯絡，有事情從基層聯絡到軍部。日本政府護衛島民利益，為海南島造橋鋪路做了很多建設，也不會放火燒房子。他解釋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，是為了黃種黑頭髮的亞洲人爭一口氣，，齊心對抗白種人。
日本字我雖然不太認得，但聽還可以。我把大意翻譯給大家聽，問大家聽得懂嗎？大家說「聽得懂」。其實聽不懂也說懂。結束後，有上千人聚餐。縣長看到我就比出大姆指，「翻譯官翻譯得真好，你講的我們都聽得懂」，並陪同到各桌向保長和甲長敬酒。
■兼辦多項警察業務
經過幾天，警察隊長要我兼辦情報、經濟、民事、刑事四項，由古星南指揮，負責人是鍾阿三。我發現鍾阿三是好心腸的人。
刑事部份看守犯人的是印度人，他們是日軍在香港抓到的俘虜兵。警察隊內約有二十位印度人，都是三十多歲左右，身強力壯，白天做工，晚上看犯人。審
問犯人時，要他們打，他們就打。
鍾阿三說用打的不好，打犯人會使他們懷恨在心，未來他們也會對我們產生威脅。人生只活一次，沒有第二次，砍他們的頭，他們也沒有地方申訴。我對鍾阿三的人格非常欣賞，當時他四十多歲，我二十歲。終戰後，鍾阿三曾到我家聊過天。
為了搜集情報，古星南讓我穿便衣，要我去賭場瞭解民情，搜集情報。嘉積市人口只有一萬人，賭場有七十多家，他們稱之為娛樂場，裡面有麻將、牌九等各式各樣的賭法，我天天在這些場所打轉，搜集情報。
鍾阿三和古星南二位同鄉，戰爭還沒有結束就調回台灣，他們的任務，包括情報、經濟、民事、刑事等工作都交給我，後來補了一位原在埔頂派出所的警員，姓周，約晚我一年多才到。
■虛報祕探人數險穿幫
擔任情報工作都有祕探，我的祕探（線民）通報說，日軍兵營內有四十多個給士（工友），警察隊內三個工友都是共產黨的間諜，他們接受瓊東縣（今改為瓊海縣）志忠鄉長王詩軒指揮，王詩軒這個人每天都在賭場賭博。
當時我的薪水有一百多元，為了辦這個案子，必須花錢養一些祕探。但我手上根本沒有什麼錢，因此向上級申報說，我要養七十多位祕探。按規定部隊編給外圍秘探的經費，每一個月發十包香煙（十支一包），每年一套衣服、一個月十元，那個時候的十元算是很大。
由於情報很確實，有把握可以逮捕王詩軒。實際上我手上的秘探只有二十多人，虛報五十多人，是要弄部隊的錢做開銷。
沒有想到司令官卻說要慰勞祕採，要我召集七十位祕探聚餐。我心想，可能是要確認是不是真有那麼多祕探，心想完了，完了。
如果真的要召集祕探，必然穿梆，當時天天吃不下飯，還煩惱會因此下獄關十七年。我立刻向主管情報的係長海軍通信中尉隊長反應，說司令官要召集祕探吃飯。
他說，這怎麼可以，秘探和秘探之間身份不能暴露，他說要取消。我聽到高興極了，可以躲過這劫。
■絕對不歪百姓的血汗錢
那時我手上只有二十多位祕探，虛報七十多人，相差五十個名額，是很大的一筆經費來源。一個月十塊錢，五十個就五百多元，一年多五十套衣服，香煙一包部隊賣三錢，黑市賣二元。一尺布八錢、一角，黑市賣十元。總的加起來，是一筆相當不得了的數字。
這些東西我不可能拿出去賣，都是由祕探出去賣到黑市。三條煙在黑市可以賣十元，祕探拿二元，其他交給我，我可以永遠當頭家，也把祕探養得服服貼貼，為我做事。這些筆錢不是我要貪污，而是要應付應酬和額外的開支。當時也不可能把錢匯回台灣，而且會露出馬腳。我雖然「歪哥」，但是歪日軍的錢，不歪百姓的錢。
為什麼會花費這麼大？因為同梯次的兄弟分發在各分遣隊，他們輪流回本部，回來都吃我的，由我招待。還有平常的炊事兵、衣物兵、建設隊，加上養秘探和平民都要交際，所以花費很大。
■出征兵比不上一隻太平狗
有一次一個當地人犯罪，如果打報告上去是要殺頭，但我被他的保長感動而釋放。二十天後，保正带他來我的辦公室。
地方上的保長很有威望，地位崇高，也是地方的意見領袖。出門都有三個人带槍跟著，一個拿著保正抽的長煙鬥。一個拿草繩，那個時候沒有火柴，都是石頭打鐵，用草繩引火點煙斗。另一個拿槍保護，當時的社會並不平靜。
保正管一個里如果有一百萬元資產，可以養十個民兵。一百五十萬元可以養十五個民兵。民兵領多少錢，吃多好，都是由保正決定。所以大家搶著要做保正身邊的人。
保正带著犯人進入情報班辦公室找我，犯人一進門就跪下爬進來，當時我才二十歲，趕緊上前扶起來。保正說他專程帶人來感謝，說著說著掏出一疊鈔票，約四、五百元軍票。當時軍票一塊錢，可以換八十元的當地紙幣，這筆錢是不得了的錢。
他說，「這些給你喝茶。」
我说這是你的嗎？保正說是那個人的。
我上前打那個犯人，並說你不要再來找我，回去！要不然就殺頭。
如果我要住海南岛歪哥拿錢，我可以比王永慶還富有，成為大財主。不拿的原因是父母親從小就忠告說，錢大家都愛，但是不義之財不要拿，出徵兵比不上一隻太平狗。
■差點被一盒餅害死
我父親曾在北埔事件（蔡清琳抗日事件）擔任隘勇，被抓到的番仔，都被刑求，很可憐。
我后來當新竹市民代表時，有民眾在過年拿了土鸡、魚，挑到我家送禮，我說你是要害死我，我一隻煙都不要。
我的反應让保正嚇壞了，我拿二包煙給保正，一包給那個犯人。我說我調查過你，不是無惡不赦的人，人只能活一次，我年紀雖小，我有父母有兄弟，這種錢我不吃。他感激的倒爬回去，連拜了十幾次。但是後來我差點被這個犯人害死。
幾天后，他們到日人商店买了餅送來。他們说第一次不知道而送錢，這次买餅乾表达感激之意。我看那個餅大概值三、四元，算是有價值的禮物。在他們的盛情下我收下了，但是回敬三包煙給他。三包煙在黑市值六塊錢，不比他送來的差。
這盒餅差點害死我。
我的班長姓林，是台灣中壢派來當警察，他進入辦公室看到餅問是誰送來的。我說是一位保正送的，儘管拿起來吃。
他拿了一塊，結果嘴上咬出一疊鈔票。我當場嚇一跳。心想我比他早到海南島一年多，他會認為我過去不知道吃人家多少錢。
他也尷尬，我也尷尬。
我說，這是上次保長送錢來，我不要。結果這次送餅來，我也不知道裡面會有錢。班長也知道，如果有錢也不會讓他吃。
林班長通知保正和那個送禮的人來，我一看到就打那個送禮的人。這件事如果被法辦，我會被關十七年。我說錢我很愛，但這種錢我不要。
■四十多位工友是共軍的間諜
話說我的祕探回報，部隊和警察隊的四十多位工友，是共軍的間諜。我約了維新政府下的志忠鄉長王詩軒到賭場賭博，我不會賭，輸了一屁股，錢也不夠。因此和王詩軒約隔天送賭債到他家。
我带了三個人到王詩軒家中抓他，發現他褲襠內藏了二把槍。逼問下，他一五一十的供出部隊四十多個工友，都是受他指揮的間諜。
王詩軒是共產黨員，理應責任一肩扛，沒想到他把所有名單都供出來，包括他老婆也是共產黨，以及上頭由誰指揮都講出來。嚇得要死。
關了幾天，我放他走，當時他的身上有被刑求的傷痕。我說抓你沒有用，我要抓幕後的頭頭，其他工友陸續被釋放。
放王詩軒走之前，我用一文錢的鈔票，上面寫了「祕探，軍警放行」。
■逮捕共軍宣傳部長
一個月後，王詩軒通知我到他家抓人。去的時候，幕後指使他的紅軍宣傳部長陳一清、紅軍婦女會長叫杏花，忘了姓什麼，他們二人都在場。我們去了三個人，一口氣把他們全部抓起來。
我們用繩子綑住被逮捕的宣傳部長，他卻一直掙紮，幸好去的警察都有學過柔道和劍道，將他制服。沿路送回時，我拖著繩子走到前面，他不走，就被打。只要打他，他就粗話不斷，咀咒著「今天打敗德國，明天打敗日本」。結果還真被他講中，德國和日本後來都被打敗了。
带回問口供，陳一清什麼話都不講，用刑灌水把他的肚子灌得大大的，三、四天都不進食，他還是抵死不從，不發一語。
司令官特別來探視，我告訴陳一清說，部隊的司令官要來看，希望他能合作。但陳一都部不回答。
司令官來看時，希望他能反正。結果陳一清突然袭击司令官，旁邊的警察，用柔道把陳一清摔倒。司令官說，「這個不要殺，留活口，讓他反省」。
陳一清還是絕食不吃，看守所的印度人，用大棍子打也沒有用。他因絕食而昏厥，我們潑水弄醒他，吊起來灌水，開始吐出來，後來還是被強迫喝水，過幾天他就吃了。整整經過六個月他才開口，提供情報，但情報都已經過時了。
婦女會長杏花因歸順吐實，沒有為難她。
後來日軍抓到一位國民黨的連長很合作，我安排他到維新政府的警衛隊。而且將國民黨連長和共產黨婦女會長安排在一起，這二人後來居然結婚，我成為媒人。終戰後，我沒有東西吃時，他們夫妻雪中送炭相助。
我抓到潛伏的共產黨幹部，三亞總司令部特別舉行很大的表揚儀式，公開頒發獎金，但是只有十塊錢。儘管風光了一陣子，也因這件事，使我後來離開日軍。
共產黨放風聲，懸賞要我的人頭。拿到人頭可領到獎金五十萬，抓到活的，獎金三十萬。
■陰錯陽差國軍遭殃
我有一位祕探，是國軍保安司令部第六團長楊開東的侄子，楊開東是陸軍上校，海南島人。他的部隊類似一般的警察部隊，他領導的部本部手下有二百多人，在文昌縣的山裡待了五、六年。山裡很辛苦，也已經沒有什麼糧草，吃穿用都不足，難以支撐下去，有意率官兵，歸順日本政府。
楊開東透過他的侄子，傳話要求日本給他五萬軍票，讓他安撫部隊。因为當時他們已經很艱苦，也沒有補給，如果日本部隊能答應他的要求，他就歸順日本。透過安排，我和楊開東見過二次面，確認他的意圖，當時他的部隊也接近日本控制下的歸順區。
我把這件事呈報情報係長，轉達到司令部司令大佐（上校）江島。江島司令認為既然要歸順，還開口要錢，沒有什麼誠意，不僅沒有接受楊開東的條件，反而調動部隊派兵攻打。
我知道這個消息後，拿一張一文錢的紙幣給楊開東的侄子，上面寫了「祕探，軍警放行」，要他儘速通知楊開東。祕探用走的，當然比日本軍隊慢，所以消息還沒有傳到，日軍就清剿了楊開東的部隊。日軍當場打死了二十多人，带回七、八十多支步槍。
楊開東的部隊被圍剿後，楊開東對我很不諒解，說我騙他，害他們被日軍圍剿，因此放話要我的人頭。
■兩面不是人
共軍說要我的人頭，現在國軍也要我的人頭，國軍和共軍都在暗處，日軍在明處，使我身處險境，埋下我陣前反正投入國軍行列的原因。
其實當時已經有不少台籍日本兵，歸順到國軍和共軍行列，後來我反正到國軍陣營時，發現已有五百多位台籍日本兵投效國軍行列。
會投入國軍的人原因很多，講好聽的是有愛國精神，希望祖國強大。講不好聽，有的人是從日本部隊逃兵投靠。也有的是把罪的人去投降、也有人不滿日本人殘殺中國人。
■擺脫險境調到北山
我的處境很危險，向通訊隊情報係長報告情況，轉到警察部吉田，他很疼我，把我調到情況單純的嶺南鄉北山分遣隊，相當於鄉公所的鄉下。
當地有一個分遣隊守一個守望台，隊長是台灣去的日本人，只有十幾個兵力，輕重機關槍各一支，當地配合的維持會（鄉公所），衛隊也有十幾個人。
北山是一個小地方，平常人煙不多，地方上也沒有燈火，都是點油燈。當地攤販是以每月一四七、二五八、三六九的方式，到各定點聚集成市場。為了讓地地方熱鬧，我以前曾帶領「反共青年團宣傳隊」巡迴表演，利用這個關係，聯絡宣傳隊來表演。召集北山十個保（里）的保長和甲長說明後，他們都非常高興。
■安排逃脫日軍部隊
在我去之前，北山曾經被日軍清剿而全滅。這是很冤枉的事，因為當時日軍把「北岸」和「北山」弄錯了，這兩個地方的日語的發音相近。日軍原來要清剿共軍佔領的「北岸」，結果誤把「北山」給清剿了。
我報到後先到各保巡視，路上看到一堆白骨未清理，我向白骨說，找個好日子幫你安葬。當地人知道這件事後，認為我真正關心民情，因而非常尊重我。比過去我在嘉積市當市場管理人所受到的禮遇，還要禮遇。前者是因為威權下的不得已，後者則是尊重他們的需要而擭得真心的尊重。
北山的日子很清閒，嘉積市的祕探經常來看我，一來就說情勢很危險，對日軍不利，楊開東的侄子也來說明，楊開東知道我曾委託他侄子，通知日軍要攻打他的部隊，因而諒解我的立場。他侄子告訴我，日本的情勢不好，希望我歸順國軍到楊開東部隊。
他們都叫我跑，有的還建議我跑到大陸或坐船回台灣，但是我不管逃到大陸、台灣都是逃兵。被抓到很麻煩，當時我已經二十二、三歲。
我十九歲到海南島，前後待了三、四年，看到不少人戰死，無辜百姓也受害。老實說看到這麼多人喪命，自己也怕死，因而和傾向國軍楊開東部隊的二位祕探約好，由他們保護我投靠國軍。
投靠之前，我把衣物以及離開嘉積市時一些人踐行送的戒指等貴重物品，寄放在守望台山下一位婦女家中。這個婦女大我二十歲左右，我叫她阿嬸，我曾經去她家，看到她家整理的很乾淨，留下好印象，覺得她是可信賴的人。
■意外被共軍攔截
我把東西寄放她家時，她驚訝的說，「我都可以當你媽了，為什麼把這些東西寄在我家？」她說，「我只有一個人，如果被偷走或我死掉怎麼辦？」我說，「我寄放在妳這裡，就是信任妳」。當時我沒有告訴她說我要逃兵。
和祕探約好後，晚上十一、二點，整理了行囊，身上帶了三支短槍，穿了二套衣服。當時交通不方便、也沒有電話，出發後在半路遇到共軍。
當時共軍正在北岸村「现地徵糧」收米收錢，各個村子路口都派兵持槍站哨。
二個兵用槍指著我問，「你是誰？」
我說，「我是隊长」。並反問，「你們是誰？」
他們回答說，「我們是紅军，嶺南鄉」。
面對這個緊要關頭，我應變說，「我要找鄉長」。
他們問，「這麼晚例如，你找鄉長幹什麼，有沒有事先聯絡？」
我說，「沒有。」
海南島一個很特殊的戰地，各個村子的村長或保正，同時是共軍、國軍和日軍的村長或保正，平民百姓只求平安。海南島上親日的維新政府下有十六個縣政府，國軍也有相對的十六個地下的縣政府、共軍亦然，民眾要同時面對三個不同政府和部隊。
國軍向百姓徵糧的名義是抗戰所需。共軍徵糧時說的是為了反革命政府，並說國軍是「元朝奴」，意思是元朝蒙古的奴隸，是共軍罵國軍的話。日軍徵糧時，是由維新政府配合出面。
■糊裡糊塗加入共軍
面對徵糧的共軍，幸好一年前我抓紅軍的宣傅部長和婦女會會長時，紅軍也不敢大肆張扬，加上通訊不發達，所以鄉下地方的紅軍並不清楚我的來路。
他們用槍堵著我的肚子，通報鄉長祕書。祕書提著燈來说「歡迎你来」，并带著我去一個屋子裡。當時紅軍都已经收了米和錢，正在吃大餐。
我說我知道你們來徵糧，我只是來看看。祕書和紅軍問我從那裡來，我說，「從北山來」。他們說你不怕遇到「元奴」（指國軍），並說德國敗了，日本遲早會敗，希望我能歸順他們。
我告訴祕書說，要我歸順可以，但至少也要有鄉長在場。他們立即到隔壁村找鄉長來，事實上我也不認識鄉長，為了表示誠意，我把身上的三把槍拿出來，交給他們，算是帶槍投靠，以取得他們的信任。說完後就和他們一起見紅軍隊長，就這麼糊裡糊塗跟著共軍走。
在紅軍部隊待了二十多天，睡地下，吃飯糰沾鹹水，沒有菜、沒有肉，開水當湯，生活真是苦不堪言。更倒霉的是，我感染了痢疾，全身發抖。幸好當地一位阿婆，找了草藥為我治病。當天吃了晚上就不發抖，吃了一個星期，全身都好了。
這個阿婆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她的兒子在日本佔領海南島時參加紅軍，被日軍殺死。
■逃脫共軍部隊
和共軍相處二十多天，為了脫身，我向紅軍的隊長說，有些東西還放在北山，希望去拿，如果不放心可以派二個兵陪我去。他遲疑了一下，反正我已經是日軍的逃兵，不會再回日軍，因而同意派兵陪同。
他還很好心的抓了一把「紅紙」給我，「紅紙」就是紅軍使用的錢幣，只有紅軍控制的地區可以使用，這些錢也沒有什麼用，因為根本看不到人在賣東西。
當時距離北山步行約三個小時，我算計著脫離紅軍，和紅軍在一起根本不習慣。過去在日軍部隊裡，有魚行肉吃，睡的是榻榻米。紅軍卻吃飯糰，睡在地上，很難適應。紅軍派了挺進隊的二位隊員陪同。
一路走到萬泉河，這條河道有三、四百公尺寬，在支流分叉點只有三、五十公尺左右。我知道這裡有渡河的竹筏，可以拉鐵線通過。誰知道那麼剛好，北山山頭上的日軍，正在進行威力展示，這是每個月都會對空鳴槍展示威力，那二個兵不知道這回事而被嚇到。
到了萬泉河，他們不敢過去，我和他們商量說，你們槍借我，我手上的錶押在你們這裡。當時鄉長隊長都沒有手錶的，算是稀奇的東西。我说你們在這邊等我，二支槍借我，除非我死，我一定会回来。
他們遲疑了一下，我說不然一支槍借我就好。他們點頭答應。
我到了溪邊，先丟石頭試探是否有人埋伏。結果沒有反應，我就渡船到對岸，而且把竹筏放水流，斷掉他們追過來的後路。
■阿嬸被刑求清淚四行
我到北山山腰找阿嬸，貴重的東西都寄放在她那裡。我依照過去約好的暗號敲門。她躡手躡腳的開門，我聽到她還去撈了一盆水，倒住門柱下石頭的水盆內，如此開門才不會發出聲音。
進去後，她用石頭打火點油燈，帶我進入她的臥房。
那知進門後，她把褲子脫下來，讓我大吃一驚，她的屁股整片都黑青，黑得讓人看不下去。手被繩子綁的痕跡還清楚可見，腿部也都是黑青。，
她哭著說，「日本人發現你逃兵後，用木棍打我，打得很慘。東西都被日本人拿走了」。她哭，我也於是心不忍的跟著落淚。還好這些日軍，不管是日本人或是台籍日本兵，平常和我的交情都很好，放了她一條生路，沒有把她槍斃。
她知道我的情況後，煮了稀飯給我吃。
台灣蓋房子的石磚是橫著堆砌，是八寸壁，海南島的房子是直的堆砌，是四寸壁。她在一片牆上用木頭輕敲，敲下一塊磚頭，並用手撈出我寄放的戒指。
她說幸好戒指沒有被日军拿走，算算有六個戒指，她还在撈。我說不必了，天亮了再找，如果還有，算是妳的福氣，我拿了三枚戒指送給她，感謝她的心意。在戰亂物質缺乏的時代，戒指是保值的資產，對她而言是相當珍貴的東西。
她問我有什麼打算，能不能再回日軍部隊，我說如果回去，逃兵要被關十七年。從她的口氣知道她是支援共軍的，曾經和她相處一段時間，都不知道她是共軍的底。我說才從共軍那邊逃出來，怎麼能再回去，現出只能投靠國軍。
我拿一條毛毯準備走，她說等一下，從枕頭下拿一枚虎頭鎖住的箱子，她打開鎖，取出二十元，或是二十五元，我忘記了，她把錢塞給我。我說，「這是妳所有的財産，如果拿妳這些錢，會被雷公打死。妳好好保重，未來有機會我會報答妳。」
■「我要歸順國軍」
北山曾经是我的地盤，所以路徑我很熟悉。我走到一個叫光嶺的地方，當時已經淩晨三、四點，可以看到萬泉河的渡船口。想到竹筏被我放水流走，早上要過河的攤販們，不知道要怎麼渡河。我很後悔把竹筏放水流，讓河兩邊的民眾都不能過。
我也想到為我治病的阿婆，和被日本人打屁股的阿嬸，這二個人都是我的恩人。我愈想愈難過，在荒野間走了一個晚上路，也沒有睡覺，腳都不太能走了。
天逐漸亮了，但一下子又暗了。
回台灣後，告訴父親這件事。父親說了一個「良心賊」的故事，他說，有一個「良心賊」偷了別人的東西，卻心不安，想要拿回去放，但是天亮了，他不敢放回去。奇怪的是天亮後，一下子天又暗了，小偷因而得以把東西放回去。我父親說，這是天公體諒小偷的心意，鼓勵他拿回去放的安排。
突然我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，有攤販要去嘉積市。我喊著問他要去那裡，攤販卻嚇得跑的像飛一樣。我追上去問他為什麼要跑，他說他知道我是北山的逃兵。他問我要去那裡？我說要去投靠國軍。他說我們是自己人。北山的居民多半是傾向國軍。
攤販要去嘉積市做生意，要我找一個空屋，等他回來會帶一些東西給我。我就近在距離道路一、二百公尺，找了一個空屋睡覺，睡覺前我在門口的地上，寫了「我要歸順國軍」的字眼，以防遭到不明的侵襲。
一晝夜沒有睡，睡得昏頭轉向，究竟那個攤販有沒有買東西回來找我，我也不知道。醒來時，天又暗了。北山不敢去，嘉積市也不能去。我抱著毯子走向國軍駐紮的方向，走著走著到了榕木村，榕木村姓王的保正是我的朋友。
走到王保長家的後門敲門卻沒有反應，我輕聲喊說「我是柴山啦！」，我在新竹住在柴梳山保，我改日本名字就用「柴山」，結果前面的自衛隊跑來帶我進去。我向保正說要投靠國軍，結果遇到共軍的經歷。
保正的太太也起床，看到我就叫下人點飯殺雞。保正說隔天再帶我上路。當晚像餓虎般大吃一頓。
保正六十多歲，鬍子長長的，抽的是大煙鬥。他的五個自衛隊員陪同，帶我到樂會縣政府，這是傾向國軍的縣政府，縣長很高興的接待我，並準備了一餐。
我看到一鍋冒煙的汤水，走進一看，汤水清澈得可以見底。下人送出來一袋米篮子，拿出來的是飯糰，我心想完了，和共軍吃的一樣，真是命該絕。
不同的是，县長、科長有菜可以配，是椰子油炒青菜。共軍不論階級大小，一律只有飯糰配開水。他們真是所谓的无產階级，不論縣長的太太或隊長的太太通通一樣要洗米、挑水，沒有階級之分。
住了二三天，他們說要帶我去司令部找楊開東。我實在不太願意去，因為不知道他是否還記恨被日軍清剿的事。但已經到了國軍的區域，只好任其安排。當時的時間約是民國三十三年底。
一位科員带我去，經過層層关卡见到楊開東。他說我早就應该來。我說當時派员接我时，沒有接好，中途失散，被共军带走的經過。楊開東的保安司令部只是個茅草蓋的草寮，楊開東招呼他太太出來和我见面，他太太是居然日本人。
楊開東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，在日本唸書時認識日本太太結婚，當時他只有三十多歲，身裁非常高大。他原來是在大陸的部隊，因為是海南島人，因而派到海南島。
就這樣我投靠了國軍，初期在保安司令部任職，職稱是前廣東保安司令部中尉特務員。他問我海南島的地理熟嗎？我說當然熟，不僅在警察隊待過，而且曾經帶宣傳劇團巡迴全島演出。
楊開東的部隊把投靠的台灣人，組織成「台灣義勇隊」，約有三百多人，分散在幾個部隊，這些人都是從日軍投誠過來的。我雖然也屬於義勇隊的人，但沒有和他們在一起，而是跟著楊開東四處巡視。巡視時都是用二隻腳走的，沒有什麼交通工具，路上楊開東的腳被吸血蟲咬到，也和一般兵一樣，用手把吸血蟲拔掉。
國軍很克難，共軍也很克難，只有日軍的物資和裝備比較好，準尉就有吉普車，車上有貼青色標誌，少尉貼白色的，中尉是紅色的，校級貼黃色的，將軍是大黃色而且插黃旗。好像台灣人賭博用的四色牌一樣，將士相車馬包。
台灣義勇隊打仗的時候都很能打，日本兵或共軍碰到義勇隊，都被打得寸草不留，原因是這批投誠的台灣人，都是帶槍投靠，而且都帶走日軍最好的武器到國軍部隊，表明投誠的決心和意願。我當時也帶了三把槍，中途遇到共軍，給他們二支，自己留一支，加上再從共軍手上拿到一支，帶了二支槍投誠國軍。
當時三百多位義勇隊員，武器都是最好的，光是輕機槍就有一百支左右，重機槍也有七、八支，還有四十發的手槍，只是子彈比較不足。但是只要機槍一掃射，日軍和共軍就嚇死了。
在那裡還是吃飯糰，義勇隊吃的是縣政府向民眾徵糧提供的，四、五天才有一頓肉。楊開東是第六團團長兼副司令，一團有三營兵，一營約有三百多人，他手下約有一千人左右。老實說國軍在海南島並不太受歡迎，向人民徵糧徵不到時，會動手打或搶，這也實在沒辦法，因為部隊有那麼多張嘴都等著吃。
■恐佈的月給日
日軍很怕國軍發薪水的日子，而且都稱之為「恐佈的月給日」。國軍不是每個月定時發薪水，而是三個月或半年發一次，錢是從廣東方面的總司令部撥過來。
發餉前三個月，總司令部會派員來點名，有些幹部為了吃空缺，司令部來點名前，都找一些當地人充數，點完人頭後，總司令部根據人數，三個月後發餉。除了薪水，還包括眷口糧草等。所有人頭空缺的錢部流到幹部口袋中。
這種事也發生在光復後新竹的部隊，當時駐在光武國中這塊地的部隊，也是這麼搞。像我住的村子就有不少人被召去點名，參加點名的人還要學打綁腿，點完名後，各人就領「點名費」回家，「點名費」大約做二天工的工資。當年去賺「點名費」的人，現有還有十幾人住在村子裡。
話說回來，為什麼日軍怕國軍發薪水，一些比較黑的國軍幹部，例如我知道楊開東手下的第三營王姓營長，不僅不愛護部屬，吃空缺搞錢，而且把兵當犧牲品。也是就是薪水已經到了，他扣住不發，然後發動部隊去打日軍，只進不退一直衝，打得很慘烈，我還在日軍陣營時，就很怕國軍發薪水的日子，三個月半年就來一次。
幹部要兵士去衝，只要死一個兵，幹部就可以把死掉的兵的軍餉扣下來，放進自己的口袋裡，死一個賺一個，死十個賺十個，真的很可惡，很不人道。這是我進入國軍後才知道的事，實在可惡。
■武器混亂敵我不分
楊開東對台灣人很照顧，六、七年前他還找找到海南島去玩，我根本不敢去，大陸我都不太敢去，後來我還是去了海南島，還好他們沒有把當年的事記在心上。
當時楊開東要我去海南島做水晶生意，其實我在海南島時，天天都在水晶山旁出入，早上起床時，眼睛都不能看水晶山，太陽照在水晶山，強烈的反光讓人睜不開眼睛。那時候誰會想去挖水晶。
海南島的資源很豐富，我曾經和日本兵一起去採煤。原來以為要進入礦坑內採，到了現場才知道煤礦就在馬路邊，用鏟子挖就有，挖個幾十年也挖不完。
當時的武器很混亂，打了共軍就搶共軍的槍，打日軍就搶日軍的槍，加上國軍自己的槍，一個部隊裡面各式武器都有，亂得很。有一次我聽到日本機關槍的聲音，原來是國軍部隊用日軍的機關槍，武器的聲音常造成敵我不分。日軍的武器是最好的，日軍搶到國軍的武器，就發給當地的自衛隊使用，子彈也補給的很充足。
海南島上的國軍和共軍打的頻率比較高，而且每次打，國軍都跑給共軍追。因為共軍從上到下是基曾民眾組成的，都不怕死，敢衝。日軍和共軍打的頻率，比和國軍打的頻率高，因為日軍也反共產主義。
戰爭結束時，我們還在山裡，楊開東的部隊有三部手搖的通訊機，二、三天後，楊開東告訴我日本投降了，我還不太相信。日本部隊的素質和精神都比國軍和共軍好，怎麼會輸，二三天前國軍還被日軍打得要死要活的。海南島的國軍物資很簡陋，連鞋子都沒有，司令部內有幾個專門負責打草鞋的兵。
確認日本投降後，我們被通知解除武裝。當時屬於台灣義勇軍的人集中等待遣返。包括從佐八堡部隊反正的四十多人，台北州的人逃出一百多人，高雄州也逃出一百多人，新竹州包括謝敏澤和我有四、五十人。謝敏澤是值得一提的人，他是樹林頭人，比我還早到海南島當通譯，我們是同一個部隊，不同單位。他是屬於軍人系統，晚上是不能隨便出來，除非有特別的公差通行証。我屬於警察隊，後來調到情報班屬穿便衣的，晚上可以出勤。
有一天晚上還不到九點，燈火還亮的，我在維新政府後面碰到謝敏澤和另一名台灣人。當時他們穿便衣，我隨手搭在他肩上，把他嚇了一大跳。謝敏澤有些緊張的說，出來辦點事，打了招呼後就分手。我奇怪他為什麼會這麼驚嚇，以為只是出其不意的被我嚇到。
隔天警察隊長吉田宣佈說，昨晚本部通辯長謝敏澤和另一位台灣人逃亡。警察隊是說「逃亡」，軍方說是「行方不明」。後來知道他帶了海南島藉太太和女兒謝瓊芳，一起投誠到楊開東部隊，我還抱過他的女兒，她小時候很愛笑，也很愛哭。謝敏澤過世時，我還幫忙他家人申請撫恤金。
日本投降後，中國政府要日本部隊維持原守備範圍駐守，除了維持治安外，也防止共軍搗亂。投誠的台灣人，依原來所屬的日本部隊集結。台灣人變成戰勝國國民，所有的台籍日本兵都不必執行守備任務。
我們被安排在婦女慰安所的房子，慰安婦原來有日本人、朝鮮人、大陸人、本地人，聽說也有西洋人，但人數不多，停戰後她們都被遣送回自己的國家。空出來的房子安置反正到國軍的台灣人，還是吃日本部隊提供的糧食，等候廣東的一八八師接收。
經過一、二個月，執行中國軍駐守海南島命令的日本海軍大佐司令官少旗，坐著轎車到投誠國軍的營房巡視。大家排隊等候，由謝敏澤代表迎接這位上校司令官。
我還記得司令官說，「看到自己的同胞很高興，國民政府應該會比日本軍隊對你們更好，你們行方不明受盡委屈，今天能看到你們很是安慰，你們很有勇氣，我的部隊奉命鎮守，等廣東接收軍來，以後有機會到日本玩。」
他一邊說一邊掉眼淚，雖然立場不同，但是大家部是接受日本教育，也曾經是日本國民，因而也有感而發的跟著落淚，我也掉下眼淚，場面很感人。
後來一八八師來接收時，讓台灣兵的印象很不好。我曾看到一八八師幹部邊點名，邊吃東西，腳上穿草鞋，實在不像戰勝國的部隊。
■營救同伴弄得一窮二白
當我們知道日本人要離開海南島，就湊錢向日本部隊買軍服賺點生活費。我向以前認識的保正想辦法要雞蛋，用雞蛋去換日本裝備，拿一雙鞋可以賣十塊錢，再用這十塊錢去滾，滾了一陣子，我變成有錢人，累積到二、三萬元，可以買一幢房子。
日軍陸續遣返，日本是戰败国，所以日幣大幅貶值，沒有人要。我用十塊錢日幣向日軍部隊換一條褲子，褲子卻可以賣到十塊錢關金，關金是中國政府新的幣制，相當有力，當時用一百塊錢日幣換一元關金都沒有人要。
同時物價飛漲，當地的秤舵是用石頭做的，但都經過政府認證，一斤有十三兩、二十兩、三十二兩等三種標準。商人賣在地人用二十兩一斤、賣給官員用三十二兩，賣台灣兵的就用十三兩的秤，當時台灣兵過得很辛苦，縣政府也沒有糧食給台灣兵，導致台灣兵最後沒有東西吃。
雖然我的口袋因賣日軍軍品而飽飽的，但是好景不常，因為同情一位同伴沒有東西吃，給他一百元。沒想到他到處去講，引來一堆人開口借，這個一百，那個一百，都說回台灣再還我，反正要回台灣了，他們敢開口，我也不好拒絕。結果停戰後，還待了一年四個月才回台灣，弄得我反而兩袖清風，沒得吃。
我有一位鹽水港的朋友陳成枝，他和我同梯次到海南島，也是逃兵。但不是投靠國軍，也沒有投誠共軍，光復時，他變成身份不明的逃兵，被國民政府關在瓊山縣。為了救他出來，花了我不少心力。
我到監獄探監，看門的兵說不能面會。我向一位國軍，表明我是反正義士，希望能探監。我拿證件給他看，他卻說不認識字。他說，要探監塞點錢就可以探了。我身上沒錢，回集中營賣日本軍毯得到一千元關金，塞了五百元給門口的兵真的有效，順利進監獄。
誰知道裡面還有一道關卡，再塞了二百元給守衛，才見到同鄉人陳成枝，他實在很可憐，人在異鄉，同鄉人如同手足。他的遭遇很悲劇，我也悲從中來，二
個人在監獄內抱頭痛哭，我把身上僅有的三百元送給陳成枝。
陳成枝有一位叔叔，是台灣日僑的開發公司在海南島開發，我去海口台灣同鄉會找他救援。隔天我從瓊山走了三個多小時到海口市，身上沒有半毛錢。找了很久才找到會址，剛好問到陳成枝的叔叔。
說明來由後，他還以為我是要「揩油」的，半信半疑的去瓊山，確認陳成枝被關後，打點後就把陳成枝送回台灣，而我卻傻傻的一點都不知道，陳成枝已經回台灣，我交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。
■開始一段折磨人的日子
停戰後，人人都期待早日回台灣，部隊有好幾次要安排台灣兵回台灣，但都沒有實現。我們一千多人從嘉積市走了五天到瓊山縣等船，這是原日軍第十五警備隊守備範圍，那個時候大家都已經一窮二白。許多有點錢的人都自己找帆船回台灣，我卻回不去。終於有一天真的要上船了，港口內有七、八十艘帆船，載了二千多名台灣兵。
我們船上擠得要命，你疊我，我疊你，蹲在甲板上。許多船都已經出發，我們的船卻遲遲還不出發。開船的人說，快要下大雨了，等一回再走，我們在海上浮浮沈沈了一個晚上。我們問他要去那裡，他說要去雷州，我們也搞不清楚那裡是雷州。
我們的船跑得很快，出海没多久就看到海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船，约在早上八、九点钟到雷州半島。投誠的台灣義務队和台籍日本兵各依原編制集中，五十人一班，心想我們已經是勝刊国的子民，应该不会太差，结果还是吃饭糰。又開始另一段折磨人的日子。
當時已經光復八個月了，時間約是三十五年的四、五月左右。我們被集中到學校的運動場，睡地上，也沒有說明遣返台灣的安排。天亮被帶到黑岡岩，這是日本海軍在當地成立的海軍訓練所，二千多人各自找地方睡。回想起來在日本部隊睡榻榻米，半路誤打誤撞的到共軍部隊，睡地上，跑到國軍去也是睡地上，現在到雷州半島還是睡地上，這條命實在是波折連連。
那邊有一個湖，我原來以為是海，因為一眼望去看不到岸。我們吃喝拉都用這個湖。在雷州半島投誠的義士和一般的日籍台灣兵的待遇一樣，一天配給一斤半的米，七百塊菜錢，一個星期申請一次。米不夠時，他們要我們先吃，菜錢先發二千元，說不夠的以後再補，後來也沒有補。
■偷蕃薯有一套
日本兵身上都有吃飯的三種容器，大家都靠這些工具吃飯。發米時，這些容器堆滿了之外，還用衣服口袋裝米。在那裡沒有點名，也沒有管制，台灣兵自生自滅。大家有米各自煮，自己要撿木柴煮飯，沒多久當地的乾柴枯枝都被撿光了。
一天七百塊的菜錢看起來好像很多，但是訓練所外的民眾賣的蕃薯一斤就七百元，秤舵還是石頭做的，只有十二兩，一斤鹽也是七百元。四週有甘蔗園和芋園，很多人都去偷採，被抓到都被打得很慘，甚至被丟到訓練所門口，向集中營的人威嚇。
當時實在吃得很差，看到蕃署又買不起，去偷又會被抓被打。我就想了一個辦法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實在比神明還聰明。我拿一張紙叫同伴寫「蕃薯三條，是我送的」。就這樣去偷挖蕃薯，挖了三條，把三條蕃薯用繩子綁在木棍上，蕃薯在木棍前晃啊晃的，大搖大擺的走回訓練所。
當地人看到了就大喊說，「你偷挖蕃薯！」。我說那有，這是我到隔壁村子做工，頭家送我的，不信的話可以看頭家寫的字條。當地農民半信半疑的說，「不能偷挖我們的蕃薯。」
回到訓練所，送一條給寫字條的人。其他人很羡慕，問蕃薯怎麼弄來的。我連續用這種方法弄了二、三次，煮了蕃薯稀飯，全班人都分享到這些成果。
■進入廣東市的經驗
有一天我又去挖蕃薯，挖完躺在路邊睡覺，幫人家「做工」總是要晚一點回去比較像。突然有一輛卡車急駛而來，一位穿日本軍服的駕駛下來，車上有二個持槍的武裝兵，他是比我晚到海南島的台灣人，我曾照顧過他。
他說來自廣東市，當時的廣東市就是後來的廣州市。他知道我以前曾經駕駛牛車，問我會不會拆輪胎？我說會。他要我後天下午二點再到這裡等他，我說我的錶被共軍拿走了，他就把手上的錶給我，要我準時到。
回訓練所後，同伴看到我手上的錶很驚訝的問，怎麼會有手錶。我說路上撿到的，他們說我是鬼怪，又不知道在搞什麼了。
過了二天他準時到，上他的車去廣東市，走了二個多小時，在路邊一家店停下來。我幫他拆輪胎，拆下軍車好的輪胎，店內的人拿一個舊的輪胎換裝上去，也就是用軍車好的輪胎換舊輪胎。換好後，店內的人拿一大疊鈔票給我的朋友，至少有幾千元關金。
剛光復時，物資很缺乏，車輛是比較昂貴的裝備，輪胎很值錢。他載我到廣東市內的部隊，把車交掉後，帶我去十幾層高的酒樓。那個時候第一次看到這麼高的樓房，台灣總督府也不過十三層高，新竹市最高的樓房也只有四層樓。我返鄉後，說這件事給朋友聽，他們都說我騙人。並說十幾層樓的房子要怎麼蓋上去。
進入酒樓讓我大開眼界，朋友叫了一道「泥鰍鑽豆腐」，我很好奇問這種菜是怎麼煮的。酒樓的人說，把冷豆腐和活泥鰍一起蒸，蒸的時候，泥鰍受不了熱，就在冷豆腐內鑽來鑽去，而且會把頭鑽出來透氣。時間到了以後，泥鰍的頭都露在豆腐外，然後把泥鰍的頭拉出來，骨頭也跟著出來，泥鰍的肉就在豆腐裡面。
■賣香煙變成有錢人
吃完後朋友要我住旅社，說二天後再來接我。我睡地上那麼久了，怎麼會捨得花錢住旅社。就在附近公園找椅子打發，公園內有女孩子手拿著煤球夾，撿煙屁股，也有人賣香煙，整包、零賣都有。我突然想到酒樓內有飛輪和三五的進口香煙，滿滿的任由客人使用，如果能拿一些來賣該有點賺頭。
隔天我先解決肚子的問題，到一家賣牛肉的吃飯，問了价格後大吃一頓。這個時候才知道在雷州的訓練所一斤鹽七百元，廣東市的鹽一斤才一百元，而且一斤就是一斤，不偷秤頭的，雷州那邊的商人坑台灣兵。我買了一斤回雷州當「大哥」，每個人都發鹽給他們。
朋友開車來了，又去拆輪胎賣，回廣東市又带我去另一家酒樓吃吃喝喝。這麼搞了第四次，我開始動手拿酒樓的進口香煙。進酒樓說是等朋友，在候客的沙發上，這個椅子坐坐，那個椅子坐坐，把桌上的煙偷偷放入口袋，一次拿四、五十支煙到公园去卖。
買煙的人還半信半疑的問，是真的進口煙，還是假的進口煙。這個時候我又變成有錢人了。我买了鹽和晒乾的小魚回雷州，照顧我班上的四十多個同伴。
這樣弄了一、二個月。當時酒樓四處都是，中國是胜利国，民眾歡天喜地慶祝，到處燈紅洒綠，所以賣煙赚不少外快。這是身處異地，求一絲溫飽不得不的生存方式。
■返回原鄉
我們前後在雷州半島待了半年，國民政府才送我們回台灣。時間是民國三十五年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，陽曆是十一月份，也就是日本投降一年四個月後，我們才被送回台灣。
回新竹時，先到延平路的舅舅家打聽家裡的情況，他說一切都平安，我摸黑走在今天的光復路上，到今天龍山市場一带，发现附近的樣子都變了。看到一戶好像是自己的家敲門，出來應門的是我的雙親，當場抱頭痛哭。（陳坤火回憶至此，激動落淚）。
我的父親說，他連續好幾天一直夢到我，結果我果真回來。母親煮了麵線、鴨蛋為我洗塵。
三十六年底回到家，隔年楊開東找到我的聯絡地址，寫了好次信，要我到台北找他。我擔心他會找我去當兵，一直沒有回信。但是他還是一再的寫信來，村內的人說如果要調我去當兵，直接就來調了，不會一再寫信。
我跑了一趟台北問明找我的原因，原來他要我參加東西橫貫公路的開墾，起初我沒有同意，但他一再聯絡，後來我也去了。當時他已經台灣東區司令部司令，官階是中將。我和他是戰場上的生死之交，他也很疼台灣人，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，每次有聚會，總是最先問我來了沒有。
前面提到在海南島被國軍俘虜的陳成枝，知道我回來了，他的父親帶他來我家，說當時他的叔叔去探望就救了出來，立即拿船票讓他回去，來不及和我聯絡。他說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特別來感謝我，每回他家中收成就送東西來，有拜拜也找我去。
民國三十一年，我被半強迫的徵召入伍，到三十六年十一月回來，前後五年。
◆ ◆ ◆ 全文完 ◆ ◆ ◆
以上《日軍·共軍·國軍——陳坤火的故事》，原題《日軍·紅軍·國軍——陳坤火的故事》，是以潘國正著、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初版之《天皇陛下の赤子——新竹人·日本兵·戰爭經驗》（齊風堂出版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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